一方面，那些在宏观调控中落马的企业应该检讨自身；另一方面，单一且过紧的宏调手段正在严重侵蚀经济增长的动力。

　　宏观调控每隔3年-5年必来拜访，每次光顾之后，都有企业不胜风力，应声倒下。而对悲剧的痛定思痛，亦给商界以及政界留下可供凭吊的“遗产”。

　　上一次宏观调控，发生在2004年。那一年，倒下的是铁本、建龙、德隆（详见《中国企业家》2005年第1期封面报道《这一轮》）。

　　这一次宏观调控，受到重创的是飞跃、南望、金乌……

　　同为宏观调控，这一轮和上一轮，差别明显：

　　首先，调控的手段不同。上一次，行政手段占据显著位置。铁本的猝死，至今让人遗憾。这一次，则以货币政策紧缩为主要特征。与行政手段的“点刹”不同，银根紧缩，理论上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当然，弱小的中小企业会首先受到冲击，不排除这里面有歧视的成分）。

　　其次，受到调控打击的对象不同。上一次，雄心勃勃进军重型化的民企被视为制造经济过热的首魁，因此遭到无情的遏制；并且，由于有重型化能力的民企毕竟是少数派，所以宏观调控伤及的只是个别企业。而这一次，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中小型制造企业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货币紧缩的影响，轻者资金周转困难，重者资金链断裂，老板或人间蒸发（金乌），或寻求政府保护（飞跃），或走上破产重整道路（南望）。细数起来，草根型的浙商竟成为受伤最为明显的群体。

　　外贸出口表现一贯位居全国前列的浙江，在上半年竟两次出现外贸出口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罕见现象。7月3日，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企业家活动日”上说，浙江“形势严峻”，从去年下半年以来，该省经济处于下行趋势。不独浙江，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广东今年以来也出现了中小企业倒闭的高潮。

　　如果说上一轮，天气的“不公平”是企业家受伤落马的主要原因，这一轮，则是一个令企业界几乎人人谈之色变的“严冬”。

　　过分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与人民币升值因素、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劳动力成本增加、外部需求减缓等因素累积在一起，严重侵蚀着经济增长的动力，打击着中小企业主的信心。应该承认，多数企业界人士都已认识到产业升级的重要性，并为之努力，但他们是否应该过早地、过重地、如此大面积地为转型付出代价？这值得决策层深思。

　　当然，那些落马者也应更多检讨自身。上一轮宏观调控间，万通的冯仑有句很经典的话说给企业家：“脚跛不要嫌路滑。”都是同等性质、同等规模、同一行业的企业，何以资金的闸门对你关闭？

　　近几年，中国经济形势高涨，以专业化见长的草根浙商，有相当数量禁不住遍地黄金的诱惑，偏离主业发展，投资过快、过杂，对“隐形冠军”的执着，被追求多元化、追求超常规发展的赌性所代替。“有些外表光鲜的企业经营状况并非像人们想像得那么好。”一位浙商反省道，“很多人就是在卖概念。你要高科技我给你高科技，你要民族品牌我给你民族品牌，你要国际化我给你国际化，你要火炬计划就有火炬计划。反正是你要什么我就有什么。银行并非看不清楚，只是不管这么多，只要你的贷款能够按时还掉，只要你不借高利贷，它也就乐得装作不知道。”